学界 | 舒国滢：有了江平先生，法大便有了风景
舒国滢
1962年生，湖北省随州市人。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端升A层次讲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法哲学、法学方法论、法美学、法律论证理论。出版著作《在法律的边缘》《思如浮萍》《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法哲学沉思录》等。
作者按：
值江平先生九十华诞，应刘智慧教授之邀，专作此文，以表示对江先生的敬仰之情，并为之祝寿。
在京城，小月河边的法大从外观上看是最不像一所大学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自海淀的学院路北端匆匆一路南下的人，途径传说中的个个门楼高大的“八大学院”【注：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海淀区）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八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由此得名。这八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不过，八大学院只是一个简略的说法，当时的学院路由北京航空学院再往南走，还有两所东西相向而对的学院，这就是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穿过蓟门桥，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由于审美疲劳）停顿下来再多看一眼这桥西南角被杂树掩映的不起眼的院落。
（50年代学院路资料图，来源：网络）
不过，总有那么一两位漫走街头的闲客，会探头探脑偶入这个门楣低垂的院落，这个时候，他们或许徒然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气象。进院右转可以看到一片不大的老桧柏树林，间或有一两棵清代晚期植载的古松（此地在清末民初的地图上标记为“大王花园”，曾属于清康熙帝长子胤禔的赏地，故尚存些许清代的遗迹），松柏中间孑立一方石碑，石碑上镌刻着四个朱红的大字——“法治天下”！这字就是被称为“我们永远的校长”江平先生所书，于是字碑实际上成了这院落——法大校园的第一道风景，此风景沿小月河、元大都城墙遗址一线氤氲婆娑的树影渐次四散漫开，联结着无限放大的空间，一直伸展到世界的尽头……
据说，2008年5月4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队来学校视察，第一眼看到这碑上的题字而顿生感慨，借题发挥，向法大的青年学子们谈论治国之道。每年九月的开学季，初来乍到的新生，情不自禁地被“法治天下”题字所吸引而来碑前注目观瞧；六月的毕业季，成百上千毕业的博士和硕士，穿上他们盼望已久的博士服和硕士服，喜气洋洋地在字碑前留下每个人一生中一抹靓丽的色彩，作为他们走出这所大学校门的必经仪式。当然，学生们也会从字碑所昭示的意义中感到一份深深的责任。
我单向地认识江平先生也将近四十年了。1979年10月19日，本人携带北京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自鄂北桐柏山东麓的八棵树来京城求学，出北京站即兴冲冲地赶往时称“学院路41号”的校园，带着满眼的新奇和希冀，后来通过听课逐渐认识了（确切地说，当时是我认识他们，他们不一定认识我）一批富有才学的老师：汪暄、朱奇武、程筱鹤、杜汝辑、宁汉林、刘圣恩、欧阳本先、康得琯、宁致远、杨鹤皋、张佩霖、杨振山、陶髦、巫昌祯、严端、吴焕宁、孙丙珠、薛梅卿、白岚、程味秋、邬名扬、廉希圣、马建石、宋振国、任国钧、樊崇义、马登民（当时可能还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比如，徐世虹）……
当然，在所有这些老师中，给予我们这一批“北政一期”的学生在做事和为人两方面持久影响力的还是江平先生。
七九级同学有403名，大家在求学期间总体上是艰苦的，有时候要带着马扎，几百人拥挤在尘土飞扬的室外的空地听报告或者看演出，吃窝窝头、玉米糊糊，就着几分钱一铁勺的咸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孜孜求学的高昂热情和整体积极向上“仰望星空”的理想信念。
所以，当我们的同学毕业多年再回母校看望过去授课的恩师时，这些已经年逾花甲、白发苍苍的先生们总是拉着同学们的手，喃喃道：“七九级的同学回来了，我们的老学生……”
我们分12个小班和前六/后六两个大班，本人在七九级十班，一直随后六班上大课。当时江先生给我们在大教室（通常是教学楼419室）开设两门高阶（选修）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说实话，这两门课程最考验一名教师的法学知识功底和学术见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江先生以他不容置疑的口吻缓缓讲道：
“罗马曾三次统一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
“罗马市民法的取得方式有曼兮帕蓄（mancipatio）……”，
“著名法学家梅因在他的《古代法》中把资本主义以前的法律关系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关系作分析比较时，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特征——‘从身份到契约’，这是很精辟的”。
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高屋建瓴的，容不得你不认真地听讲和思考。
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我本人考取了本校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张浩教授，本班的孟玉同学和张和伏同学则考取民商法专业，成为江平先生的弟子。与此同时，江先生开始走上校领导岗位，担任法大本科生院副院长，以后又接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我清楚地知道，他老人家已经进入法学和法律实务两界的“名人堂”，所以，像我这样一直在学校里面“溜边的”学生（熊继宁同学语），由于专业上的差异，没有机会，也没有底气当面向江先生请教，担心为学不纯、学艺不精而叨扰先生。所以，至今先生见面未必知我出自何校、专攻何业，端的是吾之罪过矣。尽管如此，我一直为聆听过先生的授课而自豪，也时常骄傲地说：“我是听江老师的课长大的。”
1993年，本人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法哲学和法社会学，认识了欧洲著名罗马法专家奥科·贝伦茨（Okko Behrends,1939—）。当他问道：“你在读大学时，谁是你的罗马法教师？”我提到江平教授，他的眼睛里投射出一道惊奇的神色：显然，他是很熟悉江先生的。
一所大学经历的历史越久，它所拥有的国宝级学者就越是不可多得的。这些学者铸造了大学的灵魂，奠定了大学的精神传统。
我想，江平先生是配享此等荣耀的：他一生的经历，他的所思所想，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只向真理低头”的执着倔强，对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竭力“呐喊”，以及他面对岁月“沉浮与枯荣”的淡定从容，这一切的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法大学子。
我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就像东罗马帝国的法律学校（君士坦丁和贝鲁特）把三年级的学生称为“帕比尼安学者”（Papianistae）一样，法大也把某个学年的学生一律称为“江平学者”（而不仅仅是“江平民商法奖学金”的获得者）。
江平是法大的，但也是中国的。他的言行践行着“法治天下”题字所代表的精神，他的思想和人格力量是整个国家的财富。法大正是因为有了江先生（以及其他令人尊敬的老学者）而有了独特的风景，所有的“法大人”应当小心呵护这大学的风景不至于在历史的风尘中消逝……
2019年9月10日教师节于元大都土城西风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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